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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身保护令:对付家暴的法律“牙齿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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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12月03日 星期二 往期回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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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身保护令:对付家暴的法律“牙齿”
本报记者 孟焕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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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,临海市人民法院开展婚姻讲堂,对反家庭暴力法进行宣讲。胡芦丹 摄

    编者按:今年的12月4日是第六个国家宪法日。从12月1日至7日,中宣部、司法部、全国普法办在全国部署开展以“弘扬宪法精神,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”为主题的“宪法宣传周”活动,这也是我国第二次开展“宪法宣传周”活动。

    为了更好地宣传宪法,弘扬宪法精神,《法周刊》特意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约稿,以期展现人民法院开展“12·4”国家宪法日系列宣传活动的风貌,进一步掀起尊重宪法、学习宪法、遵守宪法、维护宪法、运用宪法的热潮。

    日前,“家暴”成为热门话题。先是美妆博主宇芽发布视频讲述被家暴的经历,后是演员蒋劲夫被爆出拳打脚踢新女友,再次引起人们对家庭暴力的关注。

    反家庭暴力法出台已4年多,为家暴受害人提供更多样的救济途径,体现了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。而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设计,也开启了国家介入家暴防治的新途径。

    截至2018年年底,全国法院已发出3718份人身安全保护令。日前,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院发出温州首例男性人身安全保护令,禁止其妻对其施暴、骚扰其父母。现代法治文明进程中,男性能够摒弃传统观念的束缚,勇于站出来用法律维权,这与浙江法院加大普法宣传、推进反家暴司法保护密切相关。

    ■打破“法不入家门”的传统禁锢

    长期遭受丈夫家庭暴力,多次向公安报警、向妇联求助后,温州女子梅某最终提起离婚诉讼,并在一审胜诉后申请对丈夫实施禁止、远离令。这是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2009年作出的全省首份人身安全保护裁定。

    家暴不仅危害家庭成员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,也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。我国宪法规定:“婚姻、家庭、母亲、儿童受国家的保护。”“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,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。”“禁止虐待老人、妇女和儿童。”尤其是2000年以来,“尊重和保障人权”正式写入宪法(修正案),婚姻法、妇女权益保障法、未成年人保护法、残疾人保障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相继修改,也都增加了针对家暴问题的规定。

    2016年3月1日,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。这是我国预防和制止家暴的专门法律,畅通了公权力干预家暴的通道,打破了“法不入家门”的传统观念。

    该法的最大亮点,是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规范适用指明方向,对于主体范围、适用条件、裁定期限、保护措施、时效、执行等内容进行规定,成为司法反家暴的“尚方宝剑”。在该法出台实施当年,浙江全省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114份,比此前6年总和还要高出将近4倍。次年发出165份,立法实施前积压的人身安全需要保护的纠纷逐渐得以缓解。

    据统计,全国2.7亿个家庭中,遭受过家暴的妇女比例高达30%,其中,施暴人九成是男性。随着审判工作推进,司法实践中也发现,受害人并不限于妇女,有些情况下男性和儿童也会成为受害人。浙江法院341份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中,女性作为被申请人的有15人,占比3.69%。

    苍南的吴某就遭遇“家有悍妇”的痛苦。与妻子小林结婚十多年,因性格不合,常为家庭琐事吵架,小林总是纠集其兄、嫂、姐等近亲属指责、辱骂吴某。

    更为严重的是,2019年9月,众亲友围殴吴某,使其肢体受伤。不久,小林又携带铁锤到吴某及吴某父母家中打砸。

    小林的家暴行为不仅威胁到了吴某的人身安全,也给其父母造成了恐吓。

    为此,苍南法院审理裁定,向吴某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,6个月内,禁止小林对吴某实施家庭暴力,禁止小林骚扰吴某及其父母。

    ■棍棒教育出孝子的谬论

    11岁的女孩小刘提到爸爸刘某,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和排斥。

    2017年8月,她和妈妈拿到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,禁止被申请人刘某对申请人小刘实施家暴。

    五六年前,小刘还在幼儿园时,父母协议离婚,小刘归刘某抚养。为照顾小刘,一家人仍住在一起。直到2017年6月,小刘跟着妈妈搬到外婆家去住。

    此后,刘某以强硬态度要求女儿跟他回去。跟随爸爸生活的10多天,小刘屡次受到殴打和恐吓,甚至被禁止出门,不让见妈妈。

    由于小刘已实际遭受暴力及威胁,暑假期间再跟随爸爸生活恐发生不测,在律师建议下,小刘向富阳区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。

    人身安全保护令是“护身符”,而非为家庭关系设置“隔离墙”。承办法官不希望这张保护令让亲情关系雪上加霜,他约谈了刘某,刘某并不承认家暴:“孩子不听话,我在教育她。”

    为从根本上扭转刘某的思想,法院联系了专注于研究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“程妈妈”程雁飞。

    “程妈妈”分别对小刘和刘某进行了 “秘密”谈话。欣慰的是,小刘并不恨爸爸,她说:“爸爸就是太像爷爷了!”

    “棍棒底下出孝子,是众多家庭信奉的教育真经,不少家长模糊家庭暴力和棍棒教育的界限,孩子则经历家暴而不自知。”程雁飞说。

    正是如此,反家暴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,更不是一张人身安全保护令能解决的。据调查,加害人实施家暴后,大部分会后悔,但由于受性格、心理、习惯等各方面影响,难以自控。为此,浙江法院结合家事审判改革,建立心理咨询制度,对加害人进行心理矫正,释放心理压力和不良情绪,加强有效沟通;对受害人进行心理治疗,使得其在第一时间得到帮助,帮助其顺利返回家庭、融入社会。

    ■签发人身保护令存在“隐性门槛”

    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以来,执行难一直引人关注。法律规定,人身安全保护令由法院执行,公安机关以及居委会、村委会等应当协助执行。在司法实务中,法院完成送达后,并没有足够精力承担执行责任,也存在着被申请人以不同形式挑战司法权威。

    丽水全市首例人身安全保护令就曾面临这种窘境。小唐通过网络认识小军后“闪婚”。丈夫不仅实行经济封锁,还时常施暴,小唐多次报警也无济于事。

    在又一次家暴后,小唐在新闻中得知反家庭暴力法,趁丈夫不注意,偷偷溜出来向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提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。

    “家暴往往发生在只有夫妻二人在场的情况下,较为隐蔽,证据难以收集。”保护小唐的人身安全刻不容缓,承办法官立即联系110,并赶往辖区派出所查询报案记录。因小唐没有手机,都是用他人手机报警,且时间跨度有一年之久,承办法官只好根据小唐模糊的记忆查询报警记录,并逐条筛选,最终找到三次报警记录及一张被殴打的现场照片,于是发出了丽水市首例人身安全保护令,禁止小军威胁、殴打小唐。

    这份人身安全保护令不仅送到小军和小唐手中,也被送到村委会和派出所等部门。

    未料,小军仍不以为然,甚至多次打电话发泄情绪,威胁办案人员。

    “我有法院的人身安全保护令,但是他却还在打我!”在小唐又一次被家暴后,小唐再次报警,却被告知应寻求法院帮助。

    这一次,莲都区法院对小军处以15日的司法拘留。

    这也是公权力介入家暴的一个现实缩影。丽水法院分析了全市2016年以来的案件,该院共审结涉家暴离婚纠纷2862件,仅在39件案件中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,占1.4%。经分析,影响人身安全保护令实际效果的,主要有“四难”:各部门联动难、举证难、执行资源“捉襟见肘”、威慑力不足。

    同样的情况也在浙江最先开展反家暴试点的温州出现。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反映,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一般需要当事人提供公安机关出具的告诫书、医院就诊记录等材料,而多数遭受家暴的对象欠缺收集证据、固定证据意识,材料后补难度较大。

    ■担当破难,依法预防和制止家暴

    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,浙江高院2018年年底制定《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》。《解答》明确证明标准的把握,规定应当根据家庭暴力案件的特点和规律,从保护受害人的角度出发,法官认为存在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可能性,即可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。并规定,公安机关作出的家庭暴力告诫书可以作为认定家庭暴力事实的证据,申请人提交家庭暴力告诫书的,可视为达到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的证明标准,人民法院一般应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。

    《解答》还规定,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发放和离婚中家暴的认定不同。鉴于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应适当降低证明标准以保护受害人利益,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并不直接等同于当事人存在家庭暴力行为。当事人在离婚诉讼中主张离婚损害赔偿的,法院应根据全案证据进行审查作出认定。

    对于执行问题,浙江高院规定,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院,在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效期内,应当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案件进行跟踪回访,以检验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实效。有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基层组织、妇联组织、社工机构等进行前述工作。

    通过调研,浙江法院正着力构建以司法干预为主导,公安、妇联、社区组织和其他民间力量共同参与的反家暴网络,探索加强协作联动机制建设,在对加害人予以惩罚制裁的同时,给予受害人以必要的庇护和救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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